在華聖公會歷史研究 - 卓新平

                中華聖公會在中國基督教會歷史及整個中國近現代發展史上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討論聖公會在華發展百年的歷史,與其說是“回顧歷史”,實際上則是總結歷史,並通過這樣的總結來參與歷史、創造歷史,以便探索基督教適應中華社會文化最好的發展路徑。為此,反思中華聖公會的一百年歷史,就有著特別的意義和作用。

 

               聖公會起源於英國,是16世紀英國宗教改革的產物,為英格蘭的國教,故稱英國國教會,但後來形成了在全世界的發展,有其自成體系的世界聖公會組織網絡,包括40多個教省,600多個主教區,分布在160多個國家和地區。1912427日,中華聖公會在上海成立。當時是由英國、美國和加拿大三國聖公會在華11個教區即江蘇、港粵、浙江、華北、四川、湘鄂、山東、福建、桂湘、皖贛、河南教區的代表商議組成,形成了由各教區主教組成的主教院以及由各教區聖品人和平信徒代表組成的代表院,並設有主席主教、常務委員會和相關專門委員會,制定了聖公會憲章規例。1918年,中華聖公會第三屆總議會推選出浙江教區的沈載琛為首位華人主教。19565月,中華聖公會在上海聖三一堂召開了最後一屆總議會會議。1958年隨著中國基督教會聯合禮拜的形成,其後中華聖公會總議會停止了其教會活動。但其聖公會傳統在香港則得以延續。而中華聖公會的主要成員在其後我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發展中則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成為我國基督教愛國教會中的骨幹力量。

 

中華聖公會發展的百年史,正好是中國社會從封建走向革新這一近現代社會轉型的百年歷史,其生動地反映了中國社會發生的巨變,折射出其曲折複雜。這一百年對中國歷史之意義特別值得我們今天思考和反省。前一段時間,中國政界及學界有許多紀念活動,包括辛亥革命一百年紀念、新文化運動一百年紀念等。實際上,這一百年在政治和文化上,對中國社會都是非常關鍵的一百年,而中華聖公會的產生與發展也正好處在這百年巨變之中,與這段歷史幾乎同步,非常吻合。我們只要認真思考中華聖公會這一百年在中國歷史發展變遷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華聖公會在社會、文化、政治等方面是如何參與這百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和前進的。

 

在文化發展上,中華聖公會的出版與翻譯工作,尤其是其白話文《聖經》的漢譯,乃直接參與了中國在20世紀初出現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白話文運動,而教會對《聖經》的漢譯在當時就有著許多白話文譯經的探討,這實際上也就是當時白話文運動的重要構成之一。中華聖公會積極參與了當時的白話文漢譯《聖經》,並且推出了一些經典譯本,從而對“新文化運動”的形成及發展有著積極的推動。雖然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曾嬗變出“非基督教運動”,但其在文字表述上、漢語新形式上並沒有排斥基督教以白話文對《聖經》的漢譯,並且承認這種白話文譯經嘗試乃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內在組成部分,與這一文化運動的發展有機關聯。

 

在中國基督教“本色化”進程中,中華聖公會有著積極的探索和獨特的貢獻。“本色化”是基督教在華存在與發展真正可行且能取得成功之途。但對於這種“本色化”即“中國化”的發展,教會內部仍有分歧,看法各不相同。在多種探討和尋求中,中華聖公會有一批有識之士獨具慧眼,力主走“本色化”的道路,以使中國基督教能夠順利發展,與中國社會文化有機結合。在強調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神學探究中,其非常重要的領軍人物就包括吳雷川和後來歸入中華聖公會的著名“本色”神學家趙紫宸。吳雷川於1915 年受洗入聖公會,曾於19261929年出任燕京大學副校長,19291934年擔任燕京大學校長,是燕京大學的首任中國校長,其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上多有思考,對中國基督教思想亦多有闡述。趙紫宸更是學貫中西、才華橫溢,在中國現代教會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有著廣遠影響。他致力於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努力,畢生都在積極呼籲和全力推動,而且身體力行,身先士卒,寫下了大量的中國神學論著,尤其是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現實來進行深入思考,展示出其堅持基督教中國化發展的閃光思想。趙紫宸的著述和思想為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當代進程打下了基礎,創造了條件,也使中華聖公會在中國教會“本色化”的奮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具有旗幟性意義。

 

此外,在當代中國基督教會革新發展和文化教育事業中,中華聖公會也具有領先地位,起著引導作用。在今天中國教會“三自”愛國運動的發展中,許多教會領袖人物都是源自中華聖公會傳統,如丁光訓主教、鄭建業主教、沈以藩主教、曹聖潔牧師、趙復三先生等。丁光訓主教是“中國神學建設”的倡導者,其“愛的神學”主張形成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積極適應;而鄭建業主教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為最早推動宗教學研究的專家之一,也曾親自指導筆者的研究生論文撰寫,其淵博的學識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在中國教會的當代發展和神學建設上功不可沒,有突出貢獻。在20世紀中國教會的發展中,這些教會領袖起著篳路藍縷的開創作用,尤其在20世紀下半葉為中國基督教在新形勢下的全新發展有著積極的探討。趙紫宸等人甚至有著重要的國際影響,他擔任過世界基督教聯合會的負責人,曾在世界基督教聯合會中發出了中國教會的聲音。他們在極為複雜的社會政治狀況中勇於探索,其神學理論和教會實踐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國教會事業的根基,形成了其思想特色和理論框架。中國教會背景的文化教育和神學建設,從20世紀上半葉的聖約翰大學到今天在基督教神學院校起領軍作用的金陵協和神學院,我們都可以觀察到中華聖公會傳統的踪跡和沿線。雖然,今天中國基督教會已經走上了普世合一及“後教派”聯合的發展,這種中國教會本體中原有的中華聖公會神學思想及教會統一傳統的有力支撐,仍然可以察覺和體悟。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對外開放的新處境中,中國基督教會正面臨著其全新發展的各種挑戰和複雜問題,其新的一代需要在回顧和前瞻中找出新的發展路徑。所以,我們今天回顧總結中華聖公會的百年經歷,把握住其歷史的厚重和經驗的積澱,或許也能為今天中國教會迎接新挑戰、解決新問題提供重要啟迪和創新睿智。

 

(本文為2012年在香港“回溯過去,展望未來:在華聖公會歷史及其對香港聖公會的影響”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