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省歷史

基督教在華

基督教在華歷史悠久，但卻一直難於紮根。東方敘利亞教會的傳教士—即聶斯多流派（Nestorians）曾於7世紀踏足中國，史稱景教，後又於13世紀重來（當時亦有方濟會士來華），但其所建的教堂已不復存在。自16世紀末起，利瑪竇（Matteo Ricci）和其他耶穌會士成功地與中國文化展開了對話，但其努力卻因1715年羅馬教宗革利免十一世（Pope Clement XI）與清朝的「禮儀之爭」而終止。1807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踏足澳門，標誌著基督新教在華傳播的開始。從那時起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基督教在華的發展既得利于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又受其阻礙。直至近期，在華基督教仍然被視為"外來"或具有"殖民"色彩的教會。因而，回顧早期中國基督教傳統及伴隨殖民主義的基督教發展尤顯重要，因其兩者皆塑造了香港聖公會的歷史。¹

甚麼是「聖公會」?

聖公會中文字面意思為“聖而公之教會”。這一用語在十九世紀中葉產生，並被當時嘗試在中國建立教會的英國聖公會（Anglican）及美國聖公會（Episcopalian）的傳教士（後有加拿大傳教士加入）所接納。而同樣的中文名稱，都被韓國聖公會、日本聖公會（Nippon Sei Ko Kai）及其他華人安立甘宗（Anglican）及主教派（Episcopal）教會所用。

今天，香港聖公會是普世聖公宗其中一個教省，同屬惟一聖而公、從使徒傳承的教會，她遵循和接納聖公宗團契之傳統及模式，並加以本土化。香港聖公會是「超越殖民地式的聖公會主義」，它遠不只是歷史的偶然或盎格魯•撒克遜帝國主義（Anglo-Saxon imperialism）的衰落遺產。² 我們與其他在亞洲及散布在不同地方的華裔社區的聖公會共同分享這段特殊的歷史。

早期在華及香港的聖公會傳教士

第一批來華的聖公會教徒是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所雇的牧職人員，他們於馬禮遜來華後相繼來到澳門。1842年，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1843年，史丹頓（Vincent Stanton）牧師被委派到香港擔任殖民地牧師。在史丹頓到任前，已有計劃建造一座教堂。他曾留華數載，後返回英國，並開始為建造聖約翰座堂（建於1849年）及聖保羅書院（創辦於1851年，香港最早中學之一）籌集款項。

1849年，《英皇制誥》（Royal Letters Patent）諭令成立維多利亞教區，施美夫（Bishop George Smith）被委任為第一任主教。他亦曾早年來華，為英國海外傳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又名英國聖公會差會或安立甘會，簡稱CMS）考察在華傳教前景。在下一個世紀裏，英國海外傳道會向香港及內地派遣了許多英國傳教士。施主教對發展中國教會具有強烈的使命感，並耗費大量時間探訪教區各處，包括整個中國及日本在內。其後，他在香港按立羅深源為首位華人會吏，並開始在他的管轄教區內興建教堂。

施美夫主教（1849-1864在任）與其繼任者柯爾福主教（Bishop Charles Richard Alford，1867-1872在任） 管轄了聖公會有史以來幅員最廣的區域。但當英國差會決定劃分華北為一新教區時，柯爾福主教辭去了他的職務，因他認為如此做實際削弱了他的權力。1882年，包爾騰主教成為了第一位由坎特伯里大主教任命的香港主教。1883年，日本已發展為一個獨立教省。1906年，福建亦成為一個新的教區，且一直是聖公會在華最大的中心。其後，鄂湘教區於1909年成立，雲貴教區則於1947年成立。儘管這些新教區的成立非常緩慢，卻標誌著教會的成長。與此同時，香港的社會產生了許多變化，基礎設施的建成，促進了貿易、移民及投資。

聖公會為香港及中國沿海其他城市的海員傳道事工，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雖然教會起初即處於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的管轄，但實際上，政府在1892年頒布的政策表明聖約翰座堂及維多利亞教區“不受政府資助” （“disestablished and dis-endowed”）。因此，雖然在教育和社會服務工作方面仍繼續受惠於政府資助，但教會卻日益發展出了自養的模式。

19世紀至20世紀早期，英國海外傳道會的傳教士在香港開辦中、小學校，而華人基督徒在其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此外，華人基督徒亦成為社會福利事工及慈惠事工的先驅者，其中包括為弱勢群體創辦學校、為老弱者開辦收容所及提供免費醫療。與此同時，傳教士及華人基督徒雙方都設法解決一些重要社會問題，如吸食鴉片及提高婦女地位等。由此可見，教會在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對教育及社會福利有所承擔。

中華聖公會的成立

二十世紀初聖公會在中國存在著來自英、美及加拿大不同背景的傳道會及彼此間的張力。為求合一，主教及聖品分別於1897年、1899年、1903年及1909年進行會晤，對此進行探討。這些討論促使了中華聖公會（Chung Hua Sheng Kung Hui）於1912年的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新教（非羅馬）宗派。在1930年第七次蘭柏會議上，中華聖公會被確認為一個獨立的教省。其時，華人主教，聖品及平信徒為聖公會的發展提供了不同的建議，以確立領導及發展方向。

港粵教區在1913年舉行了第一次議會，並與維多利亞教區（限於香港地域）重疊。這種教區重疊的情況，以及中、英之間不可避免的張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混亂的局面。在維多利亞教區，早期的主教都屬於英國海外傳道會。包爾騰主教（Bishop John Shaw Burdon ，1874-1897在任）不僅是一位忠於教會的傳教士，同時亦是一位漢學家，他曾翻譯了最早華語版新約聖經及公禱書。然而，一些居住在殖民地的英國人卻抱怨包爾騰主教並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關顧！從屬英國海外傳道會，又有在寧波工作經驗的霍約瑟主教（Bishop Joseph Charles Hoare，1898-1906在任），將其精力都投入在神學教育及海員事工上。其後倫義華主教（Bishop Gerard Heath Lander，1906-1920在任）和杜培義主教（Bishop Charles Ridley Duppuy，1920-1932在任）致力推動教區發展及與中華聖公會關係的建立。何明華主教（Bishop R. O. Hall ，1932-1966在任）的任命則首次由中華聖公會主教院確認。

華人聖公會之發展

英國海外傳道會的傳教士和主教皆支持聖公會漸趨中國化的建議，但最終主要的工作還是由華人基督徒自己來落實。香港第一間華語聖公會教堂，是建於1865年的聖士提反堂。而鄺日修牧師則是該堂的第一位華人牧師；他同時也在九龍開展聖三一堂的事工。莫壽增牧師曾與鄺牧師共事了一段時間，其後返回廣東，並於1934年被祝聖為副主教，他為聖公會發展貢獻了許多。李求恩牧師承接著傳統，將教會與社會工作結合在其職務上，他侍奉教會長達45年。這三位牧者都成了香港傑出華人牧者的典範；就華人牧者而言，將信仰生活處境化對於教會來說始終都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戰後時期

1951年，中華聖公會常委員會代表議會向主教院提請成立一個新的港澳教區，且是一個獨立的教區，並遵循中華聖公會“憲章及規例”之指引及崇拜。這一個曾經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區，但現在卻成為最細小的教區，建立在新中國國境邊緣的港澳地區上。

1950年代，大批內地的難民湧入香港，教會需以新的外展服務、教育及傳教計劃來予以應對。當時，港澳教區推動宗派合作，同時又開辦學校，開展福利事工及增加牧區。雖然何明華主教曾於1956年訪問大陸，成為香港教會在50年代訪問內地的唯一教會領袖，然而，這一時期的本地教會與中國內地教會的接觸仍屬少有。同年較後，中華聖公會主教院在上海舉辦了最後一次會議。

聖公會港澳教區

1966年，在中國侍奉多年的白約翰主教（Bishop Gilbert Baker）成為港澳教區第一位經由議會選舉出來的主教，亦是最後一位教區的英藉主教。在任期間，他繼續履行聖公會一貫將教會與教育及社會福利緊扣的傳統。³雖然有很多人記得李添嬡是港澳教區首位被按立的女性牧師，然而，白約翰主教往後所按立的第二、第三、第四位聖公會女牧師，才是“正式”得到普世聖公宗之確認。⁴香港的聖公會可算是按立女性牧師的先鋒者。

1981年，鄺廣傑主教成為香港及澳門第一位華人主教。鄺主教在其後的26年間以平穩手法和清晰願景，牧養、管理教會。他注重實踐，善於凝聚信徒傳教，並對教會政策、架構及財政進行了重組，又協助教會與中國政府建立關係，從而確保了教會在九七後，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中的平穩過渡。與此同時，當時中國內地正處改革開放時期，鄺主教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新建立的中國基督教協會——這是內地教會復興的再現——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就某種意義而言，中國基督教協會的"後宗派"是融合了中華聖公會以及另一些內地宗派的傳統。

成立香港聖公會教省

鄺廣傑主教在任期間的其中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建立了香港聖公會教省。他很早就發現，一個處於沒有明確的教省“憲章和規例”下進行運作的獨立教區是不正常的。雖然香港與其他鄰近的教區都是聖公會東亞議會（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East Asia）的一部分，但是教會需要一個更正式的制度基礎。同時香港亦不再處於英國管轄之下，因而教會不能再從屬於坎特伯里大主教名下的“域外教區”（extra-territorial diocese of Canterbury）。因此，經過七年的籌劃，香港聖公會於1998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鄺廣傑主教被選為首任大主教及教省主教長，並與東九龍教區徐贊生主教及西九龍教區蘇以葆主教共同拓展教會事工。

鄺廣傑大主教於2007年榮休。教省大主教選舉團選舉香港島教區主教鄺保羅為第二任大主教及教省主教長。而蘇以葆主教及徐贊生主教亦分別於2012年及2014年榮休。西九龍教區選舉陳謳明為第二任教區主教，東九龍教區則選出郭志丕為第二任主教。

作為一個教省，香港聖公會積極裝備信徒，為福傳、教育、神學訓練、社會福利事工作好準備。在過去十多年間，香港聖公會在各方面皆有顯著發展。與此同時，香港聖公會將繼續參與普世聖公宗事務，與中國內地、亞洲其他區域的教會保持友好往來。

我們為這些成果而感謝上帝，在面對嚴峻未來的同時，我們亦知任重而道遠。

香港聖公會編年

注：這篇關於香港聖公會歷史的簡要概述取自於鄺保羅大主教及魏克利（Philip L. Wickeri）牧師所寫的“Sheng Kung Hui: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Anglicanism in Hong Kong,” 該章已被收錄在2011年出版的Oxford Handbook of Anglican Studies一書中。

1.  對於聖公會而言的中國基督教傳統的重要性已在香港聖公會牧師李兆強之著作《十字架與蓮花》（香港：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文化研究中心，1971）中有所概述。有關帝國主義對前英國殖民時期傳教所帶來的遺留問題及持續影響的論述，可參Norman Etherington, ed., Missions and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參見Ian T. Douglas and Kwok Pui-lan, eds., Beyond Colonial Anglicanism: The Anglican Commun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hurch Publishing, 2001)。這部著作的緣起是Douglas教授及來自香港的郭教授兩位以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為主題的一次對話。這句子最後部分的描述取材自Paul Avis, "What is 'Anglicanism'?" in Stephen Sykes and John Booty, eds. The Study of Anglicanism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SPCK and Fortress Press, 1988), p. 405。  
3.  參見Stephen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尤其是第十三章"The Rise of Hong Kongers"，頁180-197。
4. 黃羨雲及班佐時於1971年在香港受按立，而石詠雪則在1973年受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