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谷底求生記———黃安倫
四次谷底求生記
——黃安倫
提起“谷底求生”這個話題，我這里特寫下有關自己的自學經歷。
第一次被打入谷底
我這個中央音院大院的家屬孩子，一直都是個從小讓爹媽逼著練鋼琴的琴童，雖自幼已有作曲的愛好，但走上專業這一途，還真只靠的自學。 學校停課，因禍得福 文革學校停學還只是自己求學第一次被打入谷底，不料由於老爹被打入牛棚，我“喪失”了任何加入紅衛兵等文革組織、派系的資格，得以龜縮在校園一角“逍遙”。結果，我的手是幹凈的。我和大鵬湯銘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學潛進學校圖書館，按世界史偷出來大量書籍（文、史、哲），讀了個溜夠。“覆課鬧革命”後，我們陸續從窗口扔回去的書堆成了個小山，把重進去整理的老師嚇了一跳。這也算因禍得福吧。
發配曠野，改變人生
被發配到塞北曠野，是我求學跌入谷底的第二次，也不料再次因禍得福，茫茫曠野徹底磨練了自己。在李八瓣等65軍頭兒們和楊老師等鄉親們的恩典幫助下，我甚至得以自學完成了大學作曲系的全套理論課程。記得光是辟斯頓和聲學的所有習題，我都在那破風琴上作了五次才罷手，務求完全明了。《鋼琴的故事》《風琴的故事》… 這里就不重覆了。還有件奇事：我在塞北得以拜民族音樂大師陳紫為師，成了星海的嫡系徒孫，徹底改變了人生。這事兒我會再有專文闡述。總之，從塞北谷底爬出來的結果，是四人幫剛倒，我就被中央歌劇院接納，成為一名專業作曲。
三落谷底——考學失敗，流落海外
然而自己僅有的中學學歷，總是個缺憾，所以1979年中央音樂學院恢覆作曲系研究生的招考，無疑是個天大的喜訊。在歌劇院領導的鼓勵下，我興沖沖地報考了。不料此事以失敗告終，我被第三次拋入求學的谷底。
那場考試，先是作曲，題目是以教授-老爹的某老友-當場發的一個曲調為主題，考生須在三小時內寫出一首鋼琴變奏曲。我把這個曲調按大小調並五個民族調式共作了七個同主音的調式變化，外加一個尾聲，就這樣洋洋灑灑地大寫一通，準時交卷。結果：不及格。
雖複調過關，但我的音樂史是零蛋。題目是以柏遼茲或黃自為題，任選一位寫出一篇論文。我選了黃自。大意是論述他這位“中國交響音樂之父”。記得考完回家，向老爸一說，老爸大嘆：“完了完了！你不知道教材上都說的是星海嗎？”（星海的《第二交響樂》正是老爸指揮首演的。）我說：“你是老耶魯的，還不知道黃自在那兒1925年作的《懷舊》正是中國第一部管弦樂嗎?星海該叫黃自叔叔的!”老爸說:"反正你這不合教材,你死定了!”結果，果然如此。
我最拿手的和聲學更是慘遭滑鐵廬，主考官還是老爸的學生呢，不過那個年代是真的沒有“後門”這一說。和聲試題的情況是前面有一系列的和聲題，後面是則選擇題，可以略過。我一看那些和聲題都已是在塞北那風琴上作過無數遍的了，毫無困難，於是就先作那選擇題去了。選擇題是要求就一首李亞多夫的鋼琴曲寫出一篇論文。我就興致勃勃地投入進去，記得黑麻麻地把試紙都寫滿了，這才擡頭看鐘。壞了，還有一刻鐘就到點了，我還一道題都未答呢，主考教授也正饒有興致地過來看我在幹啥呢。我只來得及在那些和聲分析題下面，大致找到I,IV,V,然後快快在每個這些羅馬數字後面劃出一條大橫線，時間就到了。我尋思，這大橫線在理論上也說得通——就當它上面那些和弦是“經過音、經過和弦”不就結啦？老師只要看下我那李亞多夫論文，就會知道我的和聲學檔次了。然而結果是，我的和聲學不及格。事隔多年，陳怡告訴我，那位主考教授還常在給她們上和聲課時，指著《賣火柴的小女孩》樂譜作為“和聲錯誤”的反面教材呢。
惟一的喜訊，是配器，主考的杜鳴心老師給了我97的高分。但已改變不了我三門零蛋的失敗現實。收到中央音院不予錄取的通知書，我真是非常沮喪。
就在這時，當時的作曲系主任吳祖強老師的電話到了。他一方面對我的落榜表示惋惜，一方面通知我，他已約好了，會陪我去面見當時的副院長談談，看看會不會事有轉機。
那天我特別帶上一些作品準備面呈副院長大人。記得包括有我的第六部大歌劇總譜《護花神》，兩部芭蕾舞劇《賣火柴的小女孩》《敦煌夢》以及《深山晨曲》《塞北舞曲》《交響序曲第一號》等一大箱，吭哧吭哧全扛去了。 記得一見面，我先一一呈上各總譜到副院長大人的桌上，吳祖強老師就很懇切地說：“安倫很不容易，在鄉下全靠自學才有了今天這些成績，請您考慮，給他這個深造的機會吧。” 副院長翻了下各總譜，就動問：“你都是作曲家了，還來我們這兒幹什麽？” 我說：“X院長，不是這樣的！我沒上過大學，我需要學習，需要真的完成學業啊！”
副院長就問：“你難道不知道變奏曲式，應當是以一個統一的和聲格式處理主題，然後每個變奏都是應當以這個和聲格式作出嗎？”
我答：“我沒亂來啊！我只是在每個變奏改變了主題的調式而已，但調性（主音）並沒有變啊！比如貝多芬的〈黎明〉......” 副院長不讓我再說下去，只是再邊翻總譜邊輕蔑的搖頭：“基礎太差！基礎太差！” 這次中央音樂學院的求學，至此無望，吳祖強老師也無可奈何。但我會永記他的恩德。
四落谷底——在多倫多大學，再嘗敗績
為了我能完成學業，走出谷底，大鋼琴家劉詩昆非常上心，一天晚上，特別把我請到他家，勸我出國深造。聽我說到自己“一百個想不通：要洋人教我怎麽寫中國音樂？荒唐！”他花了一個晚上讓我明白出去開闊眼界的重要。他這個一米九的大高個兒，激動地說著，走來走去，我坐那兒仰臉看著他，還得央求：“請你坐下來，我脖子都酸了！” 記得他還勉勵我：“記住：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這樣，我就下定決心，來個“洋插隊”！歌劇院也很支持。恰巧我的加拿大摯友傅瑞哲Fraser麥慨蘭MacCallum夫婦幫我聯系到多倫多大學音樂系的機會，我就這樣在1980年以特別生的資格入讀了多倫多大學。 所謂特別生，就是跳過大學本科，直接修讀碩士課程的學生。整個三年的多倫多大學期間，我度過了美好的一段求學時光。不僅傅瑞哲麥慨蘭夫婦全程邀我免費在他家吃住，而且借他們的影響力助我在美加打開局面（結果之一即我在美國發行的第一張唱片-由克萊本大賽主席喬達諾指揮的交響詩《劍》，1982）。特別是到埠的第一個星期日，就被他倆帶到他們的教堂——聖公會。當聽到第一聲管風琴，就恍然大悟我最敬仰的巴赫音樂之精髓，原來如此。他們的聖詠團幾乎立即吸收我為成員，不僅使我很快成為基督徒，更全程參加了該教會的侍奉。 在多大音樂系，上下也都很尊重、認可我的資歷並盡力協助我的學習，主課教授克萊因甚至把他辦公室的鑰匙交給我任我自由使用。在這個城市的華人社區，我更是結交了好多朋友，一起成就了不少美事，包括與華人指揮家賴德梧一起首創了《黃河大合唱》在北美最大規模的演出（1983）。
劉詩昆則繼續有信來大大鼓勵，在一封1981年的信中他寫道：“......既出來，則要力爭多學些，學好些，多長些新的觀念，勿急忙回返......我一直覺得你是國中難得的人才之一（雖然認識和承認這點的人尚不多）真希望你能更上一層樓，讓那些許多有名無實或以權代學的人看看。為被壓制或被埋沒的人才爭口氣。”
在大家鼓勵下，我以全優的成績修完了全部碩士課程。 誰知在頒發學位這一層我卻被卡住了。畢業禮前（1983），音樂系主任連同我的教授一起出席了多倫多大學為此招開的一次特別會議，他們還帶去了我新出的唱片，作品樂譜和“一溜A”的成績單。會議結論是：“不能給黃安倫頒發任何學位。”原因是“越過本科（學士）而徑讀碩士課程的成績之承認，乃是有違多大百年來建校的（英式）傳統。” 好心而無奈的克萊因教授還原話傳遞：校方“鼓勵黃安倫重新從本科讀起，這里的所有碩士課程成績可予以保留。” 至此，我在多倫多的三年苦讀，算是全部作廢，命運第四次把我拋進了谷底。
有教無類，美國把我救了
無心插柳柳成蔭，沒想到傅瑞哲資助我赴美的幾次學術交流發生了作用：就在這絕望的當兒1983，匹茲堡大學和耶魯大學同時發來了錄取通知，他們都不在意我有沒有大學本科的學歷！
由於匹大給出的條件大大優於耶魯，我只好舍去耶魯。妻和爹媽都鼓勵我“要讀書就要讀出個樣兒來”也成了我心中最強的支柱。
不料在匹大還沒讀到一年，耶魯又有信來，邀我再去耶魯面試，說如獲通過，我將有機會獲得耶魯大學建校200年以來首次頒給作曲研究生的一筆高額獎學金。 這不是等於我在匹茲堡的一年又白讀了？我還真舍不得匹大的教授同學和新朋友們呢！不料大家全都鼓勵我去耶魯。記得我有倆室友是部隊支助讀學位的美國大兵（我們一幫中國留學生合租了一幢樓，中間混進倆美國大兵），一聽說我這消息，立即大叫：“嘿嘿，傻瓜，你還猶豫啥呀？那是耶魯，知道嗎！！” 大家真誠歡送我赴紐黑文的景象成了我永生的美好記憶。
如何贏得那筆獎學金的故事就是另外的話題了。
李西安院長幾篇大力支撐我的文章也就是這段谷底時刻1984發表的，他在那篇《回答世界的挑戰——從黃安倫的〈交響音樂會〉談起》的疾呼：“努力攀登吧！安倫和一切有才華、有希望的年輕一代！中國期待著你們！世界期待著你們！” 我將永綕不忘，將鼓勵著我的一生。
